传统文化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3)

确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的理念正是和而不同，是求大同存小异，甚至于是求大同存大异”。〔13〕实质上，“和同”所体现的和谐包容理念，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处世观念，更是一种文化理念。具体而言，“和同”思想从人际交往的层面，折射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的友善姿态；从施政治世层面上，体现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宽缓包容理念；从对外邦交层面上，展现了“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15〕友好自信的大国胸怀，如此等等，不一而论。这种开放包容、自由和谐的思想理念可谓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基于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现代学者费孝通在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的理念特质，展现了中国人开放友好的文化理念。

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度阐释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内涵，其中“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正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友善的“和合思想”。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动力，全球存在着众多灿烂辉煌的文明体系，各种文明之间并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性，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文明理念，构成了全球文明多元性的格局。实质上，各种文明之间多少都有一定的同一性，存在诸多可以借鉴交流的空间，甚至存在着某种渊源互补关系，在这种多元的文明环境中，各种文明彼此交融、兼收并蓄，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相反，封闭、同一的文化环境恰恰加速了文明的衰弱，甚至消亡。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体现出的世界文明观，以兼收并蓄、交流互鉴为原则，以实现全球文化的和谐发展为旨归，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未来世界文明发展的希冀。所谓“和则生物”“同则不继”，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内涵，不仅体现在文化交流领域，更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等交往的各个领域，国家间只有在互尊互敬、包容友善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创新发展，才能够实现全球文化的多元并存、繁荣发展，从而共同营造出一个和谐包容的全球人文环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兼爱非攻”和平共赢理念的接续升华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公道正义强调的是国家交往、参与国际事务中的互尊互敬、公平正义，共建共享说明每个国家都是责任承担者和利益分享者，这种新型安全观突出了参与国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分享意识，是一种各国之间相互依托、相互关联的新型综合安全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兼爱非攻”的和平安全理念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反战特质，先秦诸子中，尤以道、墨两家最为突出，这种反战观本质上反映了古人对和平生活的珍视，对战争的控诉，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和消极避战与盲目反战划等号，其往往是以“社会大义”为原则，主张慎战，甚至尽可能地避免战争，更反对“不义”战争。其中，墨家以“义利”观为标准评判战争，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呼吁“非攻”，反对春秋无义战，在先秦诸子中具有代表性。所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16〕他们认为天下人只有摒除私欲私立，互爱互利，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否则国与国之间便会为一己私利而交相攻伐，从而招致天下大乱。实质上，墨家的反战观是站在平民阶层，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为前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倡“非攻”的，他们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暴虐，残民害物，给当时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因而呼吁统治者、普通民众遵循“为彼犹为己”〔17〕的原则相互尊重、彼此爱护，在这种“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之下国与国之间应当做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18〕这俨然是一种理想治世的真实写照。然而，对于“吊民伐罪”的战争行为，墨家并不反对，所谓“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19〕认为这种顺乎天，应乎人的战争，乃是大义之举。总言之，墨家思想中，反映出的反战倾向，立足于社会发展、战争损耗等方面，强调互爱互利，其虽有极端化的倾向，但总体上不失为一种综合理性的战争观，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关切，表现了古人对和平生活的美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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