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影响(3)

无论是对“礼”的敬仰还是对天地的敬重、崇拜，抑或是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希冀与追求，都通过坛、庙建筑的形制和细节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经过数千年的荟萃和积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基于儒家“礼”思想形成的中国古代坛、庙建筑，丰富了建筑的形制和意义，使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形制化增加了社会功能和伦理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其社会警示和教化作用高于其建筑本身防御和居住的功能。儒家“礼”思想对其深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墓葬：敬宗收族、亲亲有爱

《礼记》说：“礼不逾节……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1］（P207）可见“礼”具备教育与感化作用。“礼”的制定与实施，是期望通过对人的思想和道德进行教育和感化，强化对“礼”的规范认知与情感渗透，对人的家庭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约束和调整，最终目标是建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共同体。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进程中，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依据、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关系，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法文化心理。血缘关系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秩序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派生出种种“准血缘”关系，比如，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教师与学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这就产生了以血缘关系和“准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情文化。

人类诞生之初，产生了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崇“自然”（天、地）为“人”之父母，认为祖宗神灵可以庇佑子孙后代安康、幸福，所以规范礼仪、聚集族人祭祀先人、团结族人等形成家族群体，表达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和尊敬之情，形成共同的精神寄托。血缘为基，道德、祭祀、礼三者一体，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礼须源于自然之情，服从自然之质。爱是自然之情，礼是有秩序的爱，爱必须“因自然之情而为之”，从而形成以“敬宗收族、亲亲有爱”为特征的中国人伦之礼制。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P176)《荀子·礼论》中也有：“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12］（P206）可见“礼”的教育与感化作用，不仅存在于生者，也存在于逝后，侍奉死去的人如同他活着的时候，对于生死存亡也都需要遵照“礼”的规定。因此，“礼”以血缘之基所形成的伦理、政治和社会上的差别和秩序，其精神不但体现在宫殿、民居等阳世建筑上，也体现在阴世建筑，即为先人建立的墓葬上。墓葬，是实现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物化工具，是人世间“念祖思宗、葬先荫后”的“礼”的特征的想象和延续。

“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13］（P122）墓是子孙后代表达对祖先思念的地方。“葬者，藏也，乘生气也”［14］（P98），埋葬祖先的坟墓必须要藏风聚气，这样不但可以较好地保存先辈遗骨，让祖先灵魂安息，还可以让后代人丁兴旺、富贵发达。因此，不仅有《汉书》中严廷年“还归东海扫墓地”的记载，也有明朝理学家王阳明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祖宗庇荫”之说。

早在周代，国人已开始重视生者与死者关系的延续，把这看作是人间秩序平衡的制度化安排，并提升到“礼”的高度。“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12］（P332）中国古人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事死如事生，因此带领族人修造祖墓和祭祖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也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形成家族凝聚力，最后建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共同体。

祖墓是国人表达对先祖的思念与尊敬的重要场所，修建祖墓也是后世对祖先表达孝道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唯一重要的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的特征之一”［15］(P205)。孝道和祖先崇拜的表达，除了保护祖墓不受外来扰乱与破坏之外，还要培土护林，竖立碑石，绘制坟图，载入族谱，同时设置祀田，进行持久不懈的墓祭，以感念祖宗功德遗泽，其重视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是衡量“孝”与“不孝”的重要准则。传统习俗中的“卖地留坟”，也是子孙对祖先“孝”的表现，是亲情文化的重要内容。

文章来源：《中国疫苗和免疫》 网址: http://www.zgymhmy.cn/qikandaodu/2021/0708/1731.html